专家解读 | 我国氢能领域首个CCER方法学，

撬动绿氢的巨大减排潜力

近日，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能源局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方法学）。这是我国氢能领域首个CCER方法学。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方法学牵头编制单位、中国华电集团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碳交易运营管理部副主任富兰克。

推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可实现能源源头脱碳

中国环境报：我国为何要开发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方法学？

富兰克：氢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是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截至2024年，全球氢气消费规模达到1.05亿吨。我国氢气产量超3650万吨，占全球氢气总产量的24%。作为全球最大的氢气生产国，我国氢气生产呈现明显的高碳特征，其中化石能源制氢占比高达98%，而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占比仅约1%。化石能源制氢过程碳排放强度高，推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可实现从能源源头的脱碳。

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方法学是氢能领域的首个CCER方法学，通过将清洁低碳制氢项目的减排量转化为可交易的碳资产，有助于促进新能源的非电利用和消纳，对控制钢铁、化工、交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

中国环境报：我国电解水制氢行业的发展现状如何？

富兰克：我国电解水制氢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5）》，截至2024年底，全国规划建设的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已超过600个，已建成项目超90个，形成产能约12.5万吨/年，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地区。

在技术层面，碱性电解水技术成熟且主导市场，质子交换膜电解水技术处于追赶阶段。在商业层面，我国电解水制氢产能扩张迅速，然而绿氢成本仍显著高于传统化石能源制氢，储运环节是当前实现全面商业化的主要瓶颈。应用场景正从交通领域加速向化工、冶金等工业领域深度拓展，并探索“电氢协同”模式，通过风光氢储一体化项目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和工业脱碳。

在政策层面，国家高度重视氢能产业发展。2024年，氢能首次作为前沿新兴产业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的能源范畴进行管理。同年，多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应用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要在冶金、合成氨、合成甲醇等行业实现清洁低碳氢的规模化应用，并开展多元化示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将氢能作为“未来产业”进行前瞻布局，并推动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为氢能产业，特别是氢能在工业领域的消纳应用，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和支持。

新建项目方可申请，且消耗电力主要源自项目自有风力或光伏发电厂

中国环境报：什么类型的项目可以申请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什么类型的不可以申请？符合条件的项目减排潜力如何？

富兰克：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方法学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可以申请的项目需是新建的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消耗的电力主要源自项目自有的风力或光伏发电厂，而且项目自有的可再生能源电厂及所产氢气未参与其他减排机制或用于可再生氢产品的强制使用。

鉴于新建项目更便于规范监测减排效果，且契合行业快速发展阶段对新增优质产能的需求，方法学目前只覆盖新建项目，现有设施的改造项目不在范围内。除此之外，为避免环境效益重复计算，使用购买绿证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制取的氢气也不可以申请减排量。另外，考虑到上游可再生能源的减排效益，使用水电、生物质能、光热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项目也不在这一方法学覆盖范围内。

据估算，当前已建成的符合条件的项目年减排量约15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量有望达到约500万吨，年减排量预计将增长至约6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未来减排潜力巨大。

中国环境报：这一方法学为何选择对项目的额外性免予论证？

富兰克：基于对行业现状的充分调研和评估，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普遍经济性较差，全国已形成产能的26个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均处于全面亏损状态。目前，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成本高昂，通常是化石能源制氢成本的2倍—3倍，项目平均内部收益率普遍低于行业基准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投资和技术障碍。同时，这项技术在我国氢能市场中的占比极低（约1%），本身就体现了其在不依赖碳市场激励情况下难以商业化的特性。

因此，经严谨论证，本方法学采用了免予额外性论证的方式，以降低项目开发成本，更有效地通过CCER机制激励绿氢产业发展。

受益产业链企业数量可观，投资回报期缩短

中国环境报：此方法学能覆盖哪些受益群体？

富兰克：此方法学的受益群体广泛，主要为制氢项目业主，特别是已在华北、西北等风光资源富集地区布局项目的绿氢业主方。当前已建成的90多个项目在形成产能后可直接受益。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电站也将因市场需求扩大而间接受益，拓宽非电利用的途径，缓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学将进一步刺激绿氢产能释放，下游钢铁、合成氨、炼化等工业用户可获得稳定的绿氢来源，支持其深度脱碳。根据现有规划项目数量和产能目标看，受益的产业链企业数量将是相当可观的。

中国环境报：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方法学的减排量收益是否具有吸引力？项目开发成本如何？

富兰克：经调研分析，绿氢项目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获取减排量收益是当前提升项目经济性的最有效手段。在方法学设计上，在保障数据质量的基础上，创新性简化基准线计算方式，主要的开发成本集中在项目的审定与核查费用上。

我们调研了几个典型项目，例如，内蒙古某风光制氢项目的总投资约10亿元，年制氢7000余吨。在不考虑CCER收入时，项目投资回收期约9.21年，内部收益率约4.34%。按当前CCER市场价格测算，项目年减排量收益可达约2000万元。获得CCER收益后，项目投资回收期可缩短至约8.77年，内部收益率得到一定提升。另一个青海某光伏制氢示范项目的规模较小，其CCER年收益约16万元，也能有效改善项目现金流。可见，CCER收益能有效弥补绿氢目前的成本劣势，加速投资回收。

保障数据质量，确保环境效益唯一性

中国环境报：项目减排量如何计算？有哪些关键参数？这些参数如何获得？

富兰克：项目减排量采用“基准线排放量减去项目排放量”的通行公式计算。

其中，基准线排放量是关键，等于项目售出的绿氢量乘以一个基准线排放因子。这个因子并非固定值，而是根据国家权威报告公布的全国氢源结构（如煤制氢56%、天然气制氢21%等）以及各工艺的默认排放因子（煤制氢19.00 tCO2e/tH2，天然气制氢9.00 tCO2e/tH2）加权计算得出，逐年更新，确保了科学性和权威性。项目售出的绿氢量则根据项目售出的氢气量和使用的自有可再生电力占比折算。由于消耗的下网电量排放不计入项目排放量计算，且化石燃料消耗和热力消耗排放量小，项目排放量直接计为0。

方法学设计的关键参数包括基准线排放因子、项目售氢量、项目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电量、下网电量以及氢气纯度等。其中，项目售氢量通过质量流量计或体积流量计连续监测获得。项目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和下网电量通过智能电能表实时监测获取。氢气纯度根据项目供应合同约定的产品等级和相应的国家标准取值获得。

中国环境报：数据质量如何保障？项目业主和审定与核查机构需要注意什么？

富兰克：本方法学对数据质量提出了高标准要求。在监测方面，要求关键参数如可再生能源电量等监测数据实时采集，并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平台联网，实现长期存储，从源头保障数据可追溯。在质量保障方面，所有计量装置必须定期由具备国家资质的机构进行检定或校准。若设备出现故障或未校准，需按“保守性原则”对数据进行处理。

对于项目业主，必须建立完善的内部数据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确保监测、记录、交叉核对等环节责任到人。特别要注意对氢气纯度和质量的存证要求，即项目业主应依据氢气供应合同记录氢气纯度参数，保存氢气销售合同、结算单据、发票以及计量装置检定报告等原始凭证，确保氢气的质量数据可追溯、可核查。

对于审定与核查机构，需重点通过查阅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氢气供应合同，交叉核对比对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联网数据与原始记录，核实项目合规性、边界准确性和数据真实性。此外，审定与核查机构应加强对环境权益重复计算的审定，通过查阅项目业主与氢气用户签署的承诺声明函，确认其未参与其他减排机制；必要时可电话访谈下游氢气用户，核实氢气实际用途和权益归属，确保减排效益的唯一性。

中国环境报：在实际项目开发过程中，可能有哪些难点？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富兰克：项目开发中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严守项目合规性红线。务必确保是新建项目，且可再生能源电厂为项目自有，从源头避免资格问题。二是确保环境效益唯一性，坚决杜绝重复计算。必须确保项目不重复申报绿电、绿证等其他环境权益，需要与用户签署相关承诺函。三是构建全过程数据监测与质量管控体系。这是减排量核证的基础，必须在项目建设初期就同步规划、安装合规的监测设备并完成与国家平台的联网。四是统筹资源保障与生态约束。在水资源管理方面，项目取水必须取得合法取水许可，开展水资源论证，严禁影响区域民生与生态用水安全。在资源富集地区开发时，需提前评估风光用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协调性。此外，需前瞻性规划氢气消纳路径，优先对接周边化工、冶金等既有氢用户，降低储运成本与风险。 

专家解读 | 利用CCER收益破解行业“高成本、低收益”

困境 推动强效温室气体减排

为助力能源电力装备绿色选型，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电气设备六氟化硫回收和净化》，明确了六氟化硫（SF6）回收净化项目的适用条件、减排量核算与监测规范，填补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在SF6电气装备领域的空白。

作为电力设备绝缘与灭弧的关键介质，六氟化硫（SF6）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推动其减排对落实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我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实现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大量SF6电气设备进入检修更替期，年处理需求达数千吨。本方法学适用的具体项目类型有哪些？项目须满足什么条件？企业可以获得多少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收益？是否会促进相关回收净化或原料替代技术的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方法学编制成员之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基建部副主任周新风。

SF6作为强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能（GWP）值约为CO2的23500倍

中国环境报：电气设备六氟化硫回收和净化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周新风：六氟化硫（SF6）回收和净化对温室气体减排意义重大，核心是减少高GWP值气体的泄漏与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达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SF6作为强温室气体，其GWP值约为CO2的23500倍，且大气寿命长达3200年，少量泄漏就会造成严重温室效应；二是回收净化可避免SF6直接排放到大气中，显著降低单个电力项目的碳足迹，在变电站、开关站等高压设备集中场景的减排效果尤其突出；三是净化后的SF6可循环再利用，减少新SF6的生产需求，从源头降低生产环节的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

另外，近期我国提交了2035年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SF6作为典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由于其GWP值高、大气寿命长，是未来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重点方向之一，对于实现我国新NDC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同时，方法学发布后将进一步扩充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支持领域，也是我国碳市场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领域的重要突破。

中国环境报：电气设备六氟化硫（SF6）回收和净化为何率先出台方法学？相比而言，六氟化硫目前还在哪些领域应用？大概排放情况如何？其他领域的SF6回收和净化是否存在难点？

周新风：SF6回收和净化方法学率先在电力领域推出，是基于这一行业具备的可行性基础和减排紧迫性。

一是排放源集中可控，SF6的主要应用领域聚焦于电力行业，占比约70%，且高压电气设备，如SF6封闭式组合电器（GIS组合电器）、断路器等，多集中在变电站、开关站等固定场所，管理规范，排放源易于识别和计量。SF6电气设备在电力系统中扮演关键角色，其检修和退役环节是排放集中点，便于方法学明确减排项目边界。

二是技术成熟度高，电网企业已建立完整的SF6回收净化技术体系，包括移动式和基站式处理装置，工艺标准化程度高，为方法学落地积累了实践经验。三是减排潜力显著，目前行业平均回收水平不足，随着新型电力系统的持续推进，对于未来将新增的SF6电气设备，通过方法学可推动其规模化减排。

我国SF6使用领域除电力行业外，还包括电子行业、石油化工、冶金等其他领域，其中电子行业占比约20%，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的蚀刻和清洗；其他领域占比约10%，主要用于冶金保护气等。

相比之下，SF6在半导体制造和金属冶炼等领域的减排存在根本性难点：在半导体行业中，六氟化硫作为工艺气体在反应中被直接分解，无法物理回收；在冶金行业，它作为保护气被持续稀释逸散，导致收集和提纯在技术上极为困难。这些领域排放源分散且难以准确监测计量，导致针对它们的回收和净化方法学目前难以出台。

必须同时满足技术、管理和数据三方面核心条件

中国环境报：本方法学适用的具体项目类型有哪些？哪些类型不适用？使用本方法学申请的项目须满足什么条件？

周新风：本方法学适用于66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SF6电气设备（如GIS组合电器、断路器、变压器等）在检修或退役时，对设备气室内的SF6气体进行回收、净化并回用的项目活动；不适用的类型有三类，一是使用SF6替代气体的项目，这类项目与本方法学减排量计算逻辑完全不同。二是66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的SF6设备回收、净化项目，因其可以使用其他气体替代SF6。三是非电气领域的应用，如半导体制造、冶金等行业中的SF6使用场景，因其排放源分散、技术路线不成熟。

使用本方法学必须同时满足技术、管理和数据三方面的核心条件：在技术层面，回收净化后的SF6气体品质是硬性指标，必须达到国家标准《工业六氟化硫》（GB/T 12022）对新气的要求，确保回用后的设备安全可靠。在管理层面，项目业主资质是关键，必须为电气设备的产权所有者或取得其书面授权的合法主体，确保项目实施的权责统一；同时，严格规定单台设备在计入期内因检修产生的减排量仅可计算一次，杜绝为追求减排收益而安排“非必要检修”。在数据监管方面，方法学要求项目的关键监测数据（如回收气体重量、气室压力与温度等）必须与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联网，并且数据源需交叉核对以确保减排量的保守性，利用信息化手段从源头保障数据的真实、透明与可追溯。

综上，通过合理设定界定适用范围、严格的准入条件并辅以创新的数据监管模式，本方法学为SF6回收净化项目的高质量开发提供了清晰、可靠的框架，旨在切实推动电力系统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行动。

中国环境报：获得CCER收益后，企业收益可以提升多少？您如何看待方法学在提升项目经济性方面的作用？是否会促进相关回收净化或原料替代技术的发展？

周新风：首先，在CCER对企业的收益方面，SF6回收和净化相较于直接购买新气，成本是大幅度增加的，通过CCER项目企业收益可实现显著改善，具体提升幅度取决于项目规模和处理量，以年处理60吨SF6的大型项目为例，可从完全没有收益到基本覆盖成本。

其次，是提升项目经济性方面的作用，方法学通过市场化机制将环境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破解了“高成本、低收益”的行业困境。其作用体现在创造经济激励，CCER收益为减排项目提供额外收入流，改变纯投入的环保行为模式。

最后，是促进技术发展方面，方法学的实施将通过经济杠杆显著加速相关技术创新和推广。一方面，CCER收益预期激励企业投资研发更高效、低成本的回收净化技术，开发专用吸附剂和快速净化工艺，移动式、集成化装备成为重点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方法学间接促进原料替代技术突破，通过凸显SF6的高减排成本，激励企业探索六氟化硫替代气体，形成“回收与替代”双轨并进的技术路线。同时，方法学要求的闭环管理（回收—净化—回用）将带动检测设备、物联网监测平台等配套产业成长，形成绿色供应链，为行业深度减排提供长效动力。

创新设立双重交叉验证与保守取值原则确保数据质量

中国环境报：本方法学在机制或思路上有哪些创新？这次方法学设计中，最核心的理念是什么？

周新风：本方法学在机制和思路上进行了多项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适用条件方面，覆盖范围包括所有电气设备使用场景（包括发电、交通、油气等领域），更有利于强化SF6回收净化技术减排行为的支持力度；二是基准线设置方面，根据我国SF6回收和净化的实践水平合理设置，在保证激励相关企业开发的同时防止了潜在的过高收益。三是数据质量保障方面，通过SF6回收净化的重量数据、流量数据交叉验证等方式确保减排量计算保守，同时要求监测数据与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https://www.cets.org.cn）联网，减排量仅产生于联网之后，并明确参数监测频次，提升监管可操作性；四是流程优化方面，基于对行业经济性障碍的充分调研，符合条件项目可免予额外性论证，降低项目开发和监管成本。此外，为了使方法学这些创新更贴合我国电力行业管理实际，项目边界设计涵盖了从设备气室到净化中心的完整链条，以确保减排量可追溯。

本次方法学设计最核心的理念是通过市场机制将环境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推动SF6从“资源消耗”向“资源循环”转变。其精髓在于利用CCER收益破解“高成本、低收益”的行业困境，激励企业将检修和退役环节的“必然排放”转化为可测量、可核查的减排量，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与资源高效利用的双重目标。这一理念体现了碳市场机制引导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层逻辑，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中国环境报：本方法学共涉及参数16个，包括项目设计阶段需要确定的参数1个，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15个。其中，需要企业自行监测的数据有11个。能否介绍下这些关键参数及其质量控制要求？方法学如何确保数据质量和监测的可操作性？

周新风：本方法学构建了一套层次清晰、覆盖全流程的参数管理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关键参数监测、交叉验证机制和全流程数据监管三大支柱，确保减排量核算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方法学实际涉及的参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远不止于简单的数量统计。

在参数体系设计上，方法学确定了1个基准性参数，即SF6的GWP值（23500），主要参考第五次IPCC报告。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共15个，这些参数可分为三类：一是用于计算设备内SF6初始保有量的气体状态参数（如回收前后的压力、温度）；二是直接决定减排量大小的重量流量参数（如回收、净化前后的SF6质量）；三是确保过程真实的过程控制参数。

为确保这些参数数据的质量，方法学创新性地设立了双重交叉验证与保守取值原则。这是质量控制的核心环节。例如，对回收的SF6重量，必须同时使用经强制检定的磅秤（精度Ⅲ级）和质量流量计（精度1.0级）进行同步监测。当两组数据出现差异时，系统将自动采纳会导致减排量计算结果更小的那个保守值，从根本上杜绝了数据高估的可能性。

在可操作性方面，方法学通过信息化与制度化的结合实现了高效监管。所有监测数据必须实时接入项目监测数据储存系统，并联网至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使减排量的产生完全置于透明、可追溯的监管环境下。这套系统将监测点（如压力、温度传感器）嵌入现有设备接口，在不干扰正常运维的同时，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与上报，极大提升了可操作性。最终，通过第三方机构的现场核查、数据溯源以及长达10年的档案保存制度，确保CCER减排量的真实性。

为何将基准线设定为90%？

中国环境报：方法学关于基准线情景设置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周新风：基准线情景设置为“在六氟化硫电气设备检修和退役过程中，对其中填充的90%的六氟化硫进行回收和净化处理并回用，10%的六氟化硫排空”，其根本目的在于科学界定项目的“额外性”。

自愿碳市场机制的核心是激励那些在没有碳收益情况下不会发生的减排行为。基准线作为衡量基准，旨在准确区分“常规实践”与“额外减排”。若基准线设置过低（如完全排空），会导致本属企业责任范围内的行为获得超额收益，损害碳信用的环境完整性；若设置过高（如行业最优水平），则会超出大多数企业的能力范围，削弱参与积极性。因此，90%的设定是基于对我国行业现状的深入调研，为量化真实、可核查的额外减排量提供科学依据。

基准线的意义其一是体现了行业差异性与政策包容性。我国SF6回收领域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将基准线设定为90%，既认可了领先企业的实践，又为后进企业提供了可达标的目标，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不公平。这种设计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条件下的实施能力，具有广泛的行业适应性。二是确保经济可行性与激励有效性，基准线与项目经济性紧密关联，在本基准线情景下，项目CCER收益可基本覆盖增量成本，使项目从亏损转为微利，有效消除了企业参与减排的经济障碍。这种“收益覆盖成本但不产生暴利”的设计，确保了激励机制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三是遵循技术进步规律与保守性原则，当前SF6回收技术受限于技术局限等因素，95%的回收净化率已接近技术极限。若将基准线设定于此技术顶点，将无法产生减排量。90%的基准线符合行业普遍技术水平，为技术迭代预留了空间，同时体现了碳市场核算的保守性原则，防止减排量被高估。四是服务国家碳中和战略目标，作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的重要工具，方法学通过合理的基准线设置，引导资金和技术向SF6减排领域聚集，推动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实现，是完善全国碳市场体系的重要举措。

总而言之，本方法学采用90%的基准线，不仅遵循了国际碳市场机制的通用规则，更立足于我国行业发展实际，在保障环境效益、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达性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这一设定为科学量化减排效益、广泛动员社会参与、稳步推进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环境报：方法学为何单独提出“防止电气设备非必要检修”？从经济角度考量，未来企业重复获取收益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应如何杜绝？

周新风：方法学中特别强调“防止电气设备非必要检修”，其核心目的在于维护碳信用机制的环境完整性与额外性原则。这一规定基于对电力行业运行特性的深刻理解：电网设备的任何停电检修都必须经过电力调度部门的严格审批，需提交试验报告、隐患排查等多项支撑材料，其决策完全独立于碳收益考量。从制度源头看，这种刚性管理机制已彻底杜绝了“为创造减排量而安排非必要检修”的操作空间，体现了方法学编制严守环境效益真实底线的核心理念。

为确保彻底杜绝任何理论上的风险，方法学构建了多层级保障机制。首先，它完全依托电力行业固有的刚性管理制度（如《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将减排项目活动深度嵌入现有的规范运维流程，使项目行为成为安全管理的自然延伸而非独立于外的特殊操作。其次，在方法学层面设置了刚性条款，明确规定“单台设备在计入期内因检修产生的减排量仅可计算一次”，从规则上消除了通过频繁检修同一设备来重复获益的可能性。最后，通过第三方审定核查机构对检修计划、停电申请、调度批文等原始记录进行交叉验证，确保每项检修活动都符合行业常规实践和安全要求。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实的防护体系，确保了CCER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中国环境报：在起草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的讨论细节？

周新风：在本方法学的起草过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且引发深入讨论的技术细节，无疑是基准线情景的设定。

这一讨论的核心源于方法学的独特性：SF6回收净化项目本质上是一种完全不具备经济收益的投资行为，其操作成本远高于直接采购新气的费用，同时由于SF6的全球变暖潜势极高，基准线的微小偏差都会对碳市场整体信用产生放大效应。因此，基准线的设定不仅关系到项目的可行性，更直接影响到整个碳交易机制的环境完整性和公信力。

讨论的焦点高度集中于如何平衡技术最优与普遍可达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基准线需要反映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以确保减排量的真实性和额外性；另一方面，它必须兼顾全国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实际能力，避免因标准过高而挫伤广泛参与的积极性。需深入到政策设计与市场激励的深层关系，找到一个既能引导行业进步又能确保大规模落地的科学平衡点。

最终，通过多轮严谨的技术论证和经济分析，我们达成了共识：基准线应设置为一个能够触发企业减排行动且满足实际情况的合理比例，根据两家电网企业的实践水平，明确了90%的SF6气体回收净化并回用的基准线，既确保了保守性原则防止了减排量的高估，又符合我国六氟化硫管控实践，为碳市场机制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领域的应用做出了探索实践。